以色列八个政党的联盟 只坚持了一年

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，多党制无疑是一种协商解决争议的优良方案。

但多党制总是利大于弊吗？

最近以色列政坛陷入的动荡时期似乎在给出否定的答案。

6月20日，在以色列八个政党联盟执政一年之后，总理贝内特（Naftali Bennett）和外交部长拉皮德（Yair Lapid）宣布解散联合政府。

民调显示，再次选举之后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，作为以色列最大政党利库德的领导人，可能重新上台。

也可能其他政党重新组合成基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。

◎ 2022年6月22日，在议会对解散议会的法案进行投票时的内塔尼亚胡。图片来源：AP/Maya Alleruzzo

无论哪种情况，执政的政党和反对党将难以赢得足够的席位，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。

以色列的政坛，看起来还会继续乱下去。

/ 01 /

不稳定的联盟

2009年担任总理以来，内塔尼亚胡在国际舞台上以民族主义和强硬作风著称。

他在支持者口中被称为以色列国王，但也在其他人那里积累了相当多的不满。

2019年11月，他因严重的腐败指控被正式起诉。

基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共同立场，2021年6月，在更右翼的贝内特和中间派的拉皮德的领导下，八个意识形态各异的政党搁置了他们的分歧，组成执政联盟，将内塔尼亚胡赶下台。（参见我们之前的文章《内塔尼亚胡被八个政党联手拉下以色列总理宝座》）

◎ 前总理贝内特提前卸任，拉皮德从7月1日起接任新的大选前的看守总理。图片来源：newsweek

以色列的政治阵营找到了联合的共同基础，与此同时，内塔尼亚胡退居反对派。

2021年6月13日，贝内特的新政府正式宣誓就职，更加多元的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开始。

但为什么短短一年之后，新的执政联盟就垮台了？

最初的转折在4月6日，贝内特带领的统一右翼联盟（Yamina）的一名议员，转投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。

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只剩下60个席位，地位处于摇摇欲坠状态。

而对其完成致命一击的，是跟巴以冲突相关的一项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案。

在6月30号之前，政府需要议会同意，更新对这项法案的确认。

这项法案将以色列的法律扩展到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，从而对定居点进行管理。

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法案很重要。

因为法案赋予国土外的犹太居民以公民权，能够为定居点的居民提供支持。

结果，议会拒绝通过这项法案，反对法案的议员58人，高于支持法案的52人。

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，属于信奉犹太民族主义的右翼政党，本身支持这个法案，但是为了反对执政党而投了反对票。

据贝内特称，这次受挫对联合政府来说是致命一击。

自去年6月成立以来，贝内特的联盟本来就分歧颇多，离心力不小。

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阿拉伯居民的权益方面，联盟内部分歧和冲突更是日益尖锐。

这次投票直接暴露了联盟内的矛盾，因此走向垮台也并不意外。

◎ 2022年6月17日，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，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对峙。图片来源：france24

这种政府脆弱、频繁更迭的状况，对整个国家而言无疑具有破坏性的影响。

首先，它会使得与以色列有合作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对新政府感到无所适从，而伊朗等国家显然也乐于见到这一局面。

其次，国家也会缺乏前瞻性的领导和计划，无法制定和推行重大政策，及时回应外界的变化和挑战。

最后，政府可能会流失掉部分民众的信任，并且助长观点的极化。

实际上，以色列的这种政治不稳定是常态，而不是例外，然而，这种不稳定性出现恶化的趋势。

自1996年以来，以色列政府平均任职时间不超过2.6年，这个数字已经低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以换届频繁著称的国家。

但自2019年4月以来，每个政府的平均时间，更是急剧下降到不到一年。

◎ 1949年来以色列每届议会的存续时间变化。图片来源：barrons

从2019年4月9日开始，一年之内，以色列曾经历了三次议会大选，而联合政府依然无法完成组阁。

期间预算法案无法通过，全球使领馆关闭，政治体系陷于停摆。

直到2020年5月17日，以色列才组建了第35届内阁，从而结束了政治僵局。

从乱局表象看，一年之内三度大选、联合政府屡屡组阁失败，是以色列各党派之间矛盾尖锐，斗争激烈的体现。

人们认为，是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12年来主宰政坛，造成了政党的分裂，联盟的脆弱。

然而，造成这种分裂的，实则是以色列的政党制度，以及种族和宗教极其多样化的社会。

/ 02 /

以色列的政党与社会

民主国家实行的都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，属于广义上的多党制。

而以色列属于其中政党非常碎片化的多党制。

以色列的政坛动荡跟它的政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：它让小党显得过于重要，让大党更难组织政府。

以色列的议会共有120个席位，由多个政党占据。

一个政党要获得一个议会席位，只需要获得3.25%的全国选票，这给了小党更多的机会进入议会。

但较大的政党几乎不可能赢得组建多数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，从而单独组阁。

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赢得过半席位，单独组阁。

一方面，以色列的少数族裔、少数群体可以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和话语权。

◎ 以色列的不同身份群体。图片来源：pewresearch

另一方面，政党政治也容易偏于不稳定状态。

每次选举之后，有机会执政的党，为了在议会凑齐61个席位，需要组成联盟，拉拢中间小党。

相对大的党能否执政，取决于这些小党。

这可能导致各党领袖之间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。

结果，好不容易获得成功的总理上台后，为了维持联盟的脆弱而微妙的平衡，很容易受到其联盟中的小党伙伴的政治讹诈。

更多的精力被用于管理和维持联盟，而不是解决政治议题，并导致财政预算过度分配给某些党派和团体。

而且，任何争议较大的问题都会被搁置、淘汰。

很多该办的事情，由于执政联盟的个别成员不支持而无法办成。

这种少数否决多数的制度，看起来不那么合理。

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，大道理应该管小道理。

社会的利益和观点，通过被政党代表，反映在政治格局中，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，也是更大的道理。

◎ 代议制民主的核心，是选民通过选举代表，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重要决策。图片来源：study

因此，这些政治乱局的现象实际上表明，以色列社会多元利益、身份之间，出现了分化和对立。

其中，影响以色列政治稳定最主要的矛盾，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、宗教群体与世俗人士之间的矛盾。

这种身份的对立和极化有其历史成因。

以色列一开始就属典型的移民国家，生活着诸多民族和宗教群体。

建国初期，以色列政府通过实施同化移民的熔炉政策，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，整合进以色列国家认同之中。

但境内犹太人与阿拉伯公民之间的矛盾，始终持久而尖锐地存在着。

后来又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压制而不断加深。

这两大群体语言、宗教不同，在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，居住在相互隔离的街区。

◎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重要性日益突出，图为以色列阿拉伯人抗议2018年的种族歧视性法律。图片来源：Reuters

以色列阿拉伯人处于事实上的次等公民地位。

他们不能参军，被视为不可信任的异类和安全威胁、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合作的背叛者。

由于遭受这些结构性歧视，以色列阿拉伯人更加贫穷。

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，近50%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而犹太人的这一比例为13%。

长期以来，阿拉伯群体没有完全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中，而是被主流社会孤立和排斥。

他们分布在以色列最贫穷落后、混乱、暴力的边远地区，而且在就业上易受歧视。

而且，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也加深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。

一方面，冲突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对阿拉伯公民的消极和怀疑态度。

另一方面，冲突使得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认同愈加疏远，更加认同于巴勒斯坦。

在过去20年间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认同不断上升，而以色列认同大幅度下降。

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青年一代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界定为巴勒斯坦人，而不是以色列公民。

代表阿拉伯人的政党，加入议会的时候，必定会坚决以群体利益为中心。

这次让执政联盟瓦解的投票中，在阵营内投下反对票的，主要就来自代表阿拉伯人的拉姆党议员，以及对其持较同情态度的左翼议员。

以色列社会另一对矛盾，来自宗教与世俗群体之间。

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，宗教世俗之间的冲突，仅次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，是造成社会紧张的主要来源。

建国之初，极端正统派（哈雷迪）人数很少，不足4万，建国领导者认为他们会随着现代化而不断消亡。

而后来的事实表明，哈雷迪非但没有消亡，而且人数越来越多。

◎ 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哈雷迪（Haredi），过着严格遵循教义的生活方式，生育率大概是其他犹太人的三倍。图片来源：Oded Balilty /AP Tackey

根据统计数据，1990年哈雷迪人口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5%。

2009年则增长到10%，2020年哈雷迪人口已增长至117.5万人，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.6%左右。

到2037年，哈雷迪人口预计将达到230万。

哈雷迪人口快速增长，但他们享有兵役豁免权，而且倾向参加有国家补贴的宗教学习，而不投身就业市场。

因此给以色列的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安全负担，引起了其他犹太群体的强烈不满。

◎ 在耶路撒冷的西墙祈祷的哈雷迪民众。图片来源：haaretz

而两者之间的矛盾，之所以难以化解，也跟以色列政党格局有关。

宗教政党由于纲领、选民和组织结构相对固定，故成为大党组阁谈判时拉拢的首选目标。

宗教政党也借此提高要价，获得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，地位反而越来越强势。

这也增加了组阁的难度，从而威胁着以色列的政治稳定。

此外，宗教与世俗阵营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也导致，不同政党之间，越来越难以找到共识的空间。

多元，本身是现实而正常的。

而多元的共存，也往往更加复杂而困难。

/ 03 /

多党制会破坏政治稳定？

从以上内容看来，考虑到以色列明显的社会分化，多党制是否加剧了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呢？

不可否认，多党制和政治不稳定确实有某种关联。

政治稳定，是指政府垮台和领导层更替的倾向和频率，被视为民主、法治和包容性制度的关键先决条件。

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，就没有民主政权的巩固。

非洲国家在独立后，往往会因为经济衰退，政治精英内部的种族冲突和权力斗争等原因，从多党制走向独裁统治。

如刚果民主共和国、索马里或南苏丹，甚至因为地方性暴力和种族冲突，而变成无秩序的失败国家。

同样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多党民主政权和军事专制之间来回摇摆。

类似从多党民主中退回专制的例子，还包括法兰西第一共和国（1792-1804）、德意志魏玛共和国（1918-1933），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等。

◎ 2011年初埃及民众推翻了执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权，一年后军政府上台并掌权至今。图片来源：CNN

这些例子表明，严重的政治混乱和动荡，容易导致强人接管政权，以恢复秩序。

总之，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，民主、秩序很难得以维系。

然而，社会的分裂，凸显了多党制的某些弱势，而没有表明它会破坏秩序。

实际上，多党制不必然会导致政坛稳定的破坏。

例如，一项关于二战后24个国家的295次选举和政府的研究表明，政党数量与政策变化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。

也就是说，政府中的政党越少，政策变化反而越多。

原因在于每一个执政联盟内部需要妥协，要全面照顾各方利益，从而形成平衡、稳健、温和的政策风格。

现实中，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也可以拥有稳定的政治。

法国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）现行的政党制度依然是多党制。

但法国政坛的多党制由两大阵营主导，议会产生的执政多数派也就相对稳定。

德国也是稳定的多党制国家。

由于其长期的社会合作传统，德国政党之间，政党和社会群体之间，更倾向协商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极端化解决问题。

德国的多党联合政府，也往往以政策连续性著称。

与拉美和非洲等国家不同，法国和德国的多党制能够跟政坛稳定并存的原因，主要是社会分裂和矛盾并不十分严重与固化。

◎ 德国议会。图片来源：DW

而对于以色列来说，多党制不是问题的根源，而是一种解决方式。

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不同群体的矛盾与立场极化。

以色列的历史也表明，多党制在社会矛盾较小的情况下，运作得更好。

近些年的政坛动荡，是越来越突显的群体矛盾，与偏保守的政党结构共同造成的。

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格局中，最关键的议题是巴以冲突、以及国内非犹太人少数族群的问题。

工党和左翼倾向于推动巴以和平进程，保障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。

右翼则对阿拉伯群体持更加敌对和民族主义的立场。

目前，工党和左翼已经严重衰落，占主导的是右翼和极右翼。

接近占半壁江山的右翼，和地位稍逊的极右翼本质上难以形成稳定的联盟。

这种格局本身是不稳定的。

一方面，最大的利库德集团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个人影响太大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要对抗利库德集团，极右翼需要和中间和左翼的力量联合。

这种联合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是相当断裂的，因此也必定是松散的。

这就意味着，极右翼推动的政策很可能得不到联盟内其他成员的支持，最终导致联盟垮台。

因此，以色列的政坛动荡，跟多党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。

要走出这种动荡，也并不一定依赖权力的进一步集中。

因为集中的权力如果直接以稳定为目标，往往会以压抑某些权益和表达为代价。

而要控制社会矛盾，并且让各种群体，在政治上得到更加合乎比例的代表。

一方面，需要保护促成群体之间的妥协与合作的，更加包容、民主的框架。

另一方面，需要让更加公正、客观、无偏的立场，在政治竞争中获得胜利。

这既是对政治家品格与才干的考验，也是对民众的素质的考验。

如果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，以色列或许就必须渡过这一险滩。